諾森伯蘭郡沃靈頓市政廳里的壁畫《煤與鐵》，威廉·斯科特（William Bell Scott）作，描繪了工業(yè)革命期間的黑色能源。鋼鐵工人揮著鐵錘，后面站著一個手拎礦燈的小礦工。畫面背景里，一列火車正冒著蒸汽駛過羅伯特·斯蒂芬森的高架鐵路橋。就連畫面前方的小女孩，也與作品主題保持了一致：她膝上放著的是一本算術書。圖片出自書籍《劇變：英國工業(yè)革命》
給歷史事件冠以第一、第二甚至第三的序列，總給后來者制造一種線性排列的錯覺。這樣排下去，這樣傳下去，容易否定了后人對歷史事件間內在關聯(lián)展開反思的可能，擠壓了他們對事件本身做全景分析的空間。
比如，說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那么它的影響基本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翻篇兒了，仿佛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歷史就是以其自身為起點。同樣，說起工業(yè)革命，就更絕了。現在都第四次工業(yè)革命了，那么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早就成了老黃歷了。殊不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原名
The Great War（大戰(zhàn)），而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原名就叫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業(yè)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奠定了美國崛起的基礎，宣告了歐洲的式微，即此后百余年世界格局的底色；而工業(yè)革命之后是量的積累，工業(yè)革命前后則是質的飛躍，是從0到1的區(qū)別，是歷史演進范式大轉變的開始。無論從先后關系，還是從影響的包容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僅僅是工業(yè)革命開創(chuàng)的歷史大潮裹挾翻滾著的一次地緣政治格局的悸動。
真正改變世界的是工業(yè)革命，確切地說是1830年9月15日。這一天，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全長98英里的客運鐵路正式通車。鐵路成了工業(yè)的臍帶。這一天，象征著偉大的蒸汽時代的到來。從此，人類開始擁有足夠的技術手段，喚醒沉睡在地球內部的儲存的億萬年的化石能量，為自己服務，也把自己埋葬。
從這一天起，人類的貪婪成功嫁接起資源、能量、資本和航海。這些要素的結合體就是帝國。它們在航海時代的犧牲幾乎全都為其帶來了豐厚的戰(zhàn)略回報，延續(xù)至今。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工業(yè)革命只是一瞬間。但就在這一瞬間，農耕時代的藩籬被打破，我們進入了一個被定義為現代的社會。
這是一場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葬禮，送葬者跟在一輛飾有羽毛的靈車后面。他們的衣裝體現了19世紀里黑色那無所不在的影響。圖片出自書籍《劇變：英國工業(yè)革命》
回到工業(yè)革命本身。我們熟知瓦特發(fā)明了蒸汽機，卻不知道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要把蒸汽頂起的茶壺蓋變成氣缸里蒸汽頂起的活塞，進而把壺蓋的抖動變成連桿的揮舞，卻需要在冶金、設計、控制和力學等領域同時具備相當的經驗和試錯積累。英國此前在制造大炮、鐘表和釀造啤酒上積累的工藝和經驗，為把蒸汽機從圖紙變?yōu)楝F實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尤其是航海技術的進步，借助工業(yè)革命的開始，一舉奠定了西方時至今日都在統(tǒng)領全球的基礎。他們在地圖、植物、資源、動物、貿易、宗教、工業(yè)上的積累無不為蒸汽時代做了大量的鋪墊。
工業(yè)革命有瓦特的靈機一動這一筆，但更有這些恢弘的濃墨重彩，和那些低沉的哀鳴。機器取代人工對生產效率的提升作用超出了人的想象，指揮著全球的物資流動，首當其沖地是棉花、煤炭、鐵礦石流向城市，給城市帶來了經濟的繁榮和人口的增長，同時也帶來了混亂、污染、冷漠和傳染病。
1832年的霍亂是19世紀英國四次大規(guī)模傳染病爆發(fā)中的第一次。這四次傳染病奪走了三萬人的生命。還好英國人對茶和啤酒的偏愛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這兩種飲品均不需要燒開水或蒸餾水，因此阻隔了病毒的傳播。
更加徹底的變化來自家庭結構和社會組織模式的工業(yè)化。許多家庭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照顧新式織布機，甚至連六歲的孩子也承擔了一些瑣碎的任務，例如清理機器下面掛上的細小棉絨。一天下來，工人變成“雪人”，身上沾滿了棉花纖維，哮喘病和過度疲勞讓很多人英年早逝。
為了寫《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一家棉紡廠找了一份工作。他在這篇類似調研報告中寫道：“在水力紡紗車間里，沒有一個長得勻稱的高個子的女孩兒。她們都矮小、發(fā)育不良，身材佝僂。”
盡管如此，似乎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工業(yè)化創(chuàng)新的傳播和對財富的追求。資本和金融的聚集在荷蘭展現出了它們原始瘋狂的一面。郁金香成了富人賞玩的掌上明珠。
對特別罕見的郁金香，人們還用荷蘭海軍司令的名字來冠名—“利弗金將軍”，且價值4400弗洛林，這在人們年均收入僅150弗洛林的時代，已是一大筆錢。單枝鱗莖賣出的最高價錢是13000弗洛林，這足夠埋下阿姆斯特丹城里運河邊上最貴的房子。更為極端的是，條紋狀郁金香是最為收藏者青睞的品種，價錢極高。那些條紋實際上是病毒，不過卻使這一品種具有了稀缺性。
面對那些冒著蒸汽的煤鐵巨獸，世界的另一端也未能幸免。
從航海時代到工業(yè)革命末期，95%的美洲土著死于歐洲入侵者帶來的病毒，如天花、麻疹、肺結核和流感等，而土著傳染給入侵者的只有梅毒。非洲的奴隸成就了工業(yè)革命建構起的價值鏈最底層的肌肉。從近東到遠東，那些在各自窠臼里獨大數千年的大帝國們短短幾十年就在驚恐和惶惑中從傲慢的巔峰墜向自卑的谷底。中國首當其沖。
1860年9月北京八里橋戰(zhàn)役（戰(zhàn)場距離今天八通線地鐵八里橋站不遠），滿清最精銳的騎兵以近四倍于英法聯(lián)軍的兵力捍衛(wèi)京師，距離紫禁城8公里，已無路可退。這算是古老中國被徹底打服氣的轉折點。最后清軍陣亡超過1200人，英法聯(lián)軍陣亡5人。這就是活塞對馬蹄的勝利，摧枯拉朽。
勝利來得如此容易。以至于時至今日，不少西方漢學家都在研究為何明代以前領先了世界科技數千年的中國從十七世紀后便陷入了停滯。其實1800年前后，世界經濟中心在東亞，中國已經初步具備了產生工業(yè)革命的技術條件。
但不同于歐洲狹窄國土和近海上的競爭和海斗（當然這稱為西方國家強者生存的試驗場，成為他們崛起全球性的起點），因為蒙古戈壁和青藏高原的阻隔，中國在東亞偏安一隅，一家獨大。北疆和西域的少數民族不足以威脅中華文明的延續(xù)，這是優(yōu)勢，也是劣勢，養(yǎng)成了喜歡萬國來朝唯我獨尊的孤傲。
發(fā)明火藥的人最初是煉丹的術士，要長生不老的。歐洲印刷商為了盈利，總要另辟蹊徑去尋找那些哪怕劍走偏鋒的好賣的內容出版，而中國的紙張和印刷術更多用在了官史、八股和佛經上。西方把玻璃和鐘表帶到中國，但中國人更傾向于用玻璃仿制廉價珠寶，而鐘表成為貴族的玩物，與時間再無關聯(lián)。
玻璃和鐘表的普及恰在西方帶來了連鎖反應。羅馬時代就開始生產窗戶用的玻璃，人們可以看到灰塵，幫助人們養(yǎng)成衛(wèi)生習慣，人們工作時間更長，光線更好，工作效率更高。眼鏡的發(fā)明讓一些工匠的工作壽命翻了一番。玻璃工業(yè)的發(fā)展直接為化學試驗和醫(yī)學的突破打開了大門。鐘表制造技術是公認工業(yè)技術發(fā)展的先驅。時間就是一種原始的民主圖騰，是工業(yè)社會和商品交易的必須的度量衡。
當西方急切希望能制造出大船遠航時，中國明朝的朝廷頒布法令，明確禁止建造可以航海的雙桅船。清代則繼續(xù)海禁。任何超出控制范圍的事物，任何過于復雜的事物都會構成對國家的威脅。
而中國引以為豪的社會上升渠道科舉，另一面則是在把對公職的全民性的、不可遏制的追求培養(yǎng)為一種社會習氣。它損害了每個公民的獨立感，在全國范圍內傳播了一種腐化而奴性的風氣。
其實，對工業(yè)革命的反思從來都未停止。技術進步了，但人類在家庭、宗教、音樂、舞蹈、詩歌等純粹領域展現出的深度和廣度真的比工業(yè)革命前進步了嗎？究其根本，工業(yè)革命創(chuàng)造了新時代的游牧民族。
盡管如此，我們依然愿意重溫工業(yè)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前前后后，那一天的鐵馬，那100年的車輪與交易，那250年的航海與財富，那500年的機械與生產，那1000年的戰(zhàn)爭與和平以及那10000年不變的動物莊園。
基于此，推薦一本我上周一頁頁讀完的《劇變：英國工業(yè)革命》，一本由英國歷史學家自己寫的工業(yè)革命小史。相信它獨具匠心的敘事結構，絲絲入扣的描寫，對細節(jié)的不屑追求和對大歷史及東西方的平衡把握，都會通過曉暢的譯文和精美的插圖，把你帶入那個最好的時代，也是那個最壞的時代。
